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

谢 静

 

发表于“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中国传媒大学主办，2008年11月1日，北京）

 

摘要：媒介批评以提高新闻专业表现为目标，新闻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媒介批评视为一种专业自律机制。然而，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却并非天然地和谐一致，从理论上看，媒介批评的开放与多元性质，与专业主义的封闭和标准化相矛盾；在实践上，媒介批评时常否认新闻专业标准，冲击新闻专业自主与自治。因此，媒介批评研究需要仔细甄别媒介批评的性质与目的，在维护新闻专业自主与媒介批评的开放性质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

关键词：媒介批评 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自律 新闻专业规范

 

对于媒介批评研究者而言，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是一个较少引起关注的问题。有时，研究者完全忽视专业主义的存在，将媒介批评视为独立的领域进行探讨；有时则直接把媒介批评置于专业主义框架之中，对于二者的矛盾与冲突不加考虑。无论是哪种情形，都将影响人们对于媒介批评研究的理解与认识，从而阻碍媒介批评研究的发展。因为媒介批评不同于文学批评，媒介批评所面临的对象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的社会专业，而非单一个体；媒介批评也不是单纯的赏析，它具有强烈的干涉和介入目的，力图通过批评影响媒介运作和表现。媒介批评与其所批评的对象——新闻媒介——之间存在着复杂而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新闻专业主义则是影响二者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媒介批评研究不能将专业主义问题纳入思考范畴，则有可能无法正确认识媒介批评的性质；如果完全将媒介批评从属于专业主义问题，则又面临丧失媒介批评的公共价值的危险。因此，针对国内媒介批评研究的上述问题，本文将系统地梳理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之间的关系，以期获得有关媒介批评研究的正确认识。

在本文中，媒介批评是指对于大众传媒新闻实践活动的诠释与评价，不包括其他内容。专业主义则是区别于行政控制和市场控制的一种同行控制模式（Friedson, 2001），是一种社会专业与其他专业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协商专业权限而确立起来的专业“门槛”，即专业精神、专业理想、专业信念、专业规范、专业技能、专业管理权限等的总和。对于新闻业来说，专业主义要求新闻业对外排除政治、社会力量的干涉，树立权威，对内统一规范、统一管理，以实现服务社会、服务公众的要求，二者互为条件、互为因果。本文认为，从最终目标来看，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具有某种一致性，但是，从其性质与标准来看，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与矛盾。在理论上，媒介批评的开放与多元性质，与专业主义的封闭和标准化相矛盾。在实践上，媒介批评时常否认新闻专业标准，冲击新闻专业自主与自治。因此，媒介批评研究应当仔细甄别媒介批评的性质与目的，在维护新闻专业自主与媒介批评的开放性质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

 

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性质的一致与冲突

 

本文所探讨的媒介批评只针对媒介的新闻实践。毫无疑问，媒介实践远不止新闻领域，文艺作品（如影视剧、连载小说等）在大众传媒上所占比重远远超过新闻内容。但是，对于媒介文艺作品的批评主要借鉴了文艺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如欧阳宏生，2000；Orlik, 2001），不能简单套用于媒介的新闻内容。运用修辞批评或叙事批评的方法分析、批评新闻内容，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如Van Dijk, 1988；曾庆香，2005），但仍然不能取代基于新闻专业标准或者受众利益的媒介批评，这是由新闻媒介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它进而影响了媒介批评和新闻专业主义的性质。

新闻业被认为是现代社会有效运行的一个关键系统，承担着不可或缺的功能：监视环境、整合社会和传承文化。在西方的政治理念中，新闻媒介被看作是“第四势力”，具有监督与制衡行政、立法和司法系统的责任与权力。中国由于政治制度不同，新闻媒介往往被当作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兼具宣传与表达、沟通与联络的作用。无论在何种理念下，新闻媒介服务公众的基本性质，获得了普遍认可。因此，如何实现新闻媒介的这些功能、成就其“公共领域”的性质，成为媒介管理制度设计的重要考量。

在西方新闻业的发展过程中，专业主义是一个现实的选择。比如美国新闻业，在19世纪90年代走向现代化，媒介企业日渐成为按照专业分工、等级分层的科层机构，经营管理和新闻工作都逐渐走向专业化。而新闻业的专业追求甚至在19世纪中期即已出现（Banning, 1998/1999），到20世纪初已较为普遍。在这一期间，新闻界开始成立专业协会、订立行为规则、开展专业教育，等等。但是，这一过程并非完全如施拉姆（1992）所说的“自清”行为，相反，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闻业应对外界压力的制度选择。当时人们对于黄色新闻等问题十分不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批评者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包括立法监管、成立非营利的捐赠基金报纸等等。外部控制当然不能接受，但是在外界压力之下，新闻业也不得不试图通过专业教育和专业自律的方式来维持较好的专业表现、提升专业声望。因此，专业主义是妥协和折衷的结果（谢静，2004）。即便如此，新闻业的专业自律机制也不如其他专业（如法律、医药等）严格、奏效，其他专业普遍采用的许可证制度在新闻业遭到了抵制，专业规范常常成为“没牙的老虎”，具有行业仲裁性质的全国新闻评议会也只存活了11年。这种状况反映了西方新闻媒介的两难处境：只有自由的媒介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但是当它毫无约束时，又如何保证它为社会服务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没有控制的管理”（control without controlling）( Brown, 1974）？正是基于这一现实，一些学者转而寄希望于不具强制力的媒介批评，如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兰贝斯所言：媒介批评的目的就是提供相当于执照的责任机制，同时避免正式的政府权力的干预（Lambeth, 1991）。

媒介批评从一种促使专业主义产生的外部因素转变为一种专业自律机制，体现了二者所具有的某种一致性。媒介批评能够帮助新闻业提高专业表现，而又不像行政、司法控制那样具有刚性，也不如专业自治中的准入制度、仲裁机构那样严格，这对于视独立、自主为生命的新闻业来说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当然，也有人认为，公开的批评将影响新闻业的职业声望。比如，美国学者大卫·范（Fan, 2001）指出，新闻媒介简直就是“自杀的信使”——自己的负面报道损害了自己的公众形象与社会地位。他的数据统计和相关分析表明，从1973年到1998年的20多年时间里，媒介的自我批评和对媒介批评的报道，是影响人们对媒介信任度的主要来源。实际上，大卫·范用实证研究表达了新闻圈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家丑不可外扬。客观地说，没有哪一个专业总是愿意暴露自身问题与缺陷，新闻业的反应也在情理之中。正因为如此，新闻界总是希望把媒介批评局限于专业内部。

作为专业自律机制的媒介批评在两个方面受到限制：一是批评者，二是批评的媒介。没有人能够阻止来自新闻圈之外的批评，但新闻圈可以贬低外部批评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他们认为外人不是专家，不懂媒介，从而也不能正确评价媒介，而只能从各自的利益或立场出发，企图让媒介为其服务，实现控制媒介的企图。比如，赫赫有名的哈钦斯委员会就没有报社的人参加，调查期间也不对外开放。1946年3月，第一个报告《民族之间的对话》发表以后，因为要求媒介报道真实的信息，马上招致一片反对之声。ASNE主席奈特（Knight）反问：那谁来决定什么是真实的呢？言下之意是，只有相信好的报道。他认为委员会成员根本就不了解美联社、合众社等，里面的记者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员（参见Marzolf, 1991）。委员会的思想虽然在新闻教育界、理论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但在实践领域，直接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并没有实质性的制度和机构来保证新闻媒介践行其社会责任（Gleason, 1998）。

相对而言，媒介所有人、管理者和从业人员对于媒介的控制要容易得多。作为自律机制的媒介批评主要出现于内部场所，如内部刊物、专业杂志、同行交流、内网等。试图通过大众媒介开展的媒介批评往往难以通过层层把关，因此公开的、面向消费者的媒介批评并不多见，以至于不少人认为：在充斥着对个人或社会机构的批评的新闻媒介上，唯一缺席的批评对象就是媒介自身（例如Brown, 1974； Lule, 1992）。这种说法也许有点绝对，但是，主流媒介上自我批评的稀缺，却是不争的事实。没有一个老资格的广播网（ABC, CBS, NBC）有常规的媒介批评节目，因为没有一个老板愿意批评自己。对别的广播网的批评也很少，因为挑战往往被视为另有他图（如自利）（Hickey, 2000）。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大众媒介上有关自身的内容越来越多，许多报纸、广播和电视都开设了媒介专栏，一些著名媒介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时代》周刊、《纽约客》等都有关于媒介报道的记者，他们自称媒介条线（media beat，专门报道媒介行业的条线），媒介记者、媒介批评者或媒介专栏作者。CNN和全国公共电台也有相关节目。但是，媒介报道不等于媒介批评，比如在美国竞选报道中，许多报纸、电视都大量刊发有关媒介自身的报道和评论，但真正的反思不多（Johnson & Boudreau, 1996）。虽然记者有时也反思政客操纵新闻的现象，但是，这还只是曝光外在的、非新闻的威胁，而非媒介内部问题，比如报道是如何受到新闻媒介组织所有者和广告主商业利益、组织压力、工作常规、新闻采集和报道习惯等影响，并转而影响受众的（Haas, 2006）。

更有学者指出，即使是在大众媒介上进行的真正的媒介批评，与其说是提出问题、解决矛盾，毋宁说是一种象征性仪式，自律的作用有限，而更多地是对外树立形象、建构权威。美国新闻学者鲁尔（Lule, 1992）曾深入分析《费城问讯报》在有关避孕药评论风波中的表现，他认为，当时尽管刊载了许多批评，但都未及要害。他认为，要求媒介批评自己，只是一个乌托邦。那么，为什么新闻的当权者会同意并鼓励这样的批评呢？原因即在于，它制造了这样一种幻觉：媒介愿意也能够自我批评，从而排斥、抵消更为深入的批评。通过集中于个别错误和具体缺点，媒介批评排斥了更宽泛的、结构性的批评。

上述有关西方媒介批评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分析表明，对于新闻界而言，媒介批评主要是被当作专业自律机制而被接受、使用的。而且，媒介批评的效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某种“差序格局”，即离从业者越近的批评越有效，越远则作用越小。诺星顿（Northington, 1993）的调查表明，影响新闻从业者专业理念的因素从大到小依次为：日常新闻实践、法律规范、同事、上司、亲朋好友、发行人/经理、新闻学评论、媒介批评家和专栏作家、新闻督察员。

新闻界应对媒介批评的这种态度，实质上反映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根据专业社会学的观点，专业化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组织起来的职业通过宣称具有深奥的知识、自己对工作的质量负责、服务于社会利益而获得从事某一特定工作、控制其培训和准入制度以及评价其工作的绝对权力（Freidson, 1994）。因此，专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组织化的自治”（organized autonomy）。这种自治有效地防止外人的干涉和监督，但对于内部成员则没有正式的控制，仅仅依靠对不服从者的非正式放逐来实现这种控制。从“权力”视角来看，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关心的是专业的“权限”（jurisdiction，参见Macdonald, 1995），并以此来应对与其他专业的冲突。所以，专业主义又是一种“社会性封闭”（social closure），具有自我保护的一面。新闻业也不例外，将媒介批评纳入自律机制，以保护专业自主与自治，正是新闻业的“专业工程”（professional project）。应当说，一定程度的专业主义对于新闻业来说是必要且珍贵的，它有助于维护新闻业所必须的独立性，以实现其服务公众的承诺。然而，过犹不及，如果过于封闭，将维护专业权限视为高于一切，则势必导致狭隘与僵化，引发新的外部干涉和控制，最终仍将不利于专业主义。

由是反观作为专业自律的媒介批评，就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且也从根本上违背了媒介批评的性质。从本质上而言，媒介批评反映了公众对于新闻媒介的要求与期待，而公众基于不同的利益出发点，其价值诉求必然是多元的。因此，健康的媒介批评应当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事实上，媒介批评就是一种有关媒介问题的公共讨论，不可能不触及专业权限，更何况一些媒介批评本身就是直接针对这种专业封闭问题的。也就是说，媒介批评的开放性与专业主义的封闭性具有不可调和的冲突，新闻业不可能也不应当将媒介批评封闭于专业内部。更为理想的媒介批评是一种对话，社会公众与新闻专业的对话，既尊重专业自主和自治的要求，又能够帮助新闻业突破有关公共利益的狭隘理解、督促其更好地为公众服务。具体而言，这一要求在不同场景之中呈现出不同的内容。比如，对于新闻专业主义建设相对比较完善的美国而言，越来越多的媒介批评试图突破牢固的专业权限，展开更为公开、深入的对话（麦克切斯尼、尼科尔斯，2004），而在刚刚开始专业化进程、专业主义仍然非常薄弱的中国，通过媒介批评展开专业自律和专业意识生产，则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

 

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标准的一致与冲突

 

媒介批评的开放性与专业主义的封闭性冲突，在具体的媒介批评实践中，往往表现为批评标准的冲突。新闻业反对外部批评的主要理由也跟批评标准有关，因为外部批评者往往不了解专业标准或者不愿意按照专业标准进行评判。比如在美国，客观性原则传统上被认为是专业核心价值，是否客观是评价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是，不少学者却认为，新闻报道根本就不可能客观，新闻业所奉行的客观报道手段，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策略性仪式”（Tuchman, 1972），实质上维护了既有的意识形态。因此，客观性不能成为新闻的评价标准。

根据专业社会学的观点，遵守专业社区共享的职业伦理和行为规范，是专业主义的重要内容。西方新闻业在发展演进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一些广泛认可的专业规范，它们不仅成为从业者的行动指南，而且成为专业认同的标志，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仍以客观性为例，与新闻界某些自然化观点相反，历史研究表明，客观性原则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一般认为，市场和技术因素是客观性原则产生的两个原因（埃默里等, 2001），而舒德森则认为，客观性原则成为新闻专业规范，正是满足了新闻专业实现团体认同和社会控制的需要（Schudson, 2001）。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就曾经这样描述其新闻专业主义理性：“记者也许是世界上最具多样化的统一体，不是目标的统一，而是手段的统一，一个经过训练的专家统一体” （Lippmann, 1920: 67），而采访和客观报道就是专业统一的手段。

当然，新闻业并非只有一元化标准。一些学者认为，在美国新闻界存在着二元对立的标准与要求，比如客观与鼓吹、管道与独立（伟弗，1994），守门者与倡导者（詹诺维茨，1994），中立与参与（詹士栋、史洛斯基与包曼，1994）等等。虽然这些表述各异，但其实质却高度一致。通常，客观、管道、守门、中立被视为新闻专业精神的核心，而鼓吹、独立、倡导、参与则被视为对传统专业主义的挑战。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从业者并非如此抽象地看待自己的工作（Schudson, 1995）。有关的调查显示，美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大多同时拥有多种媒介观：比如敌对、解释和传播三种观念。结果发现，约有三分之一的从业人员同时持解释和传播观，坚持一种观点的只占2％，比1971年的18％下降了许多（Weaver & Wilhoit, 1996）。

如果说适度兼容的标准化是专业主义的追求，那么媒介批评则不然。媒介批评是一种价值判断，超出专业界限的批评往往反映了多元的标准与要求，有时甚至相互冲突。比如，女权组织、同性恋群体希望媒介增加对他们的报道、改善其媒介形象，而一些保守团体则批评媒介的这些报道破坏了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念。如果说类似批评仍然以客观为标准（只是各自对于如何客观意见不一），那么有些批评则把矛头对准了客观原则。比如美国公共新闻学的倡导者[1]认为，正是媒介的客观报道，导致了公众的政治冷漠，因此新闻媒介应当突破新闻传统“堡垒”，通过积极行动而非旁观似的报道，促进公众的政治参与和对话（Rosen, 1991）。这种观点直接冲击了新闻专业的核心价值理念，遭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传统主流媒介的强烈反对，但是在一些小城镇报纸得到了实践和推广，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新闻理念。

综上所述，媒介批评价值的多元化与新闻专业所追求的标准化形成了一定的矛盾，也给媒介批评研究带来困惑。比如，美国媒介批评研究者布朗曾指出，媒介批评是一种社会控制：当批评试图矫正媒介专业人员的行为时，本质上是通过改变社会的评价标准，建立一种普遍接受的趣味（Brown, 1974）。大众媒介对大众艺术——戏剧、电影、文学和音乐——的批评，使其自身成为这些艺术形式的一种重要的控制代理机构。通过批评，专业批评家建立起来的标准，成为社会赞成和接受某种艺术形式的标准。不过，对于新闻与艺术批评的标准，布朗的态度则有所不同。他说，新闻批评是事后的，但批评的标准必须事先确立，并为公众、批评家和被批评者所了解。随意将自己的价值标准强加于批评对象，则只能招来反对。这等于又为新闻界抵制媒介批评找到了托辞。本文认为，新闻媒介批评与新闻媒介对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批评一样，也是在批评过程中逐渐确立起普遍接受的规范的，任何单方面的确定都难以获得认同。

事实上，新闻专业标准与规范本身就是在是在新闻专业与其他社会行为者的协商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并且，在协商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也就是说，新闻专业与媒介批评讨价还价，共同推进了专业规范的形成与变革。不过，由于被批评者的强烈抵制，这一协商的过程显得格外艰难，也正因为斗争与妥协的拉锯，不仅影响了规范的确立，也影响了媒介批评的健康发展。新闻规范的矛盾与冲突，既是媒介批评专业化程度不高的原因，也是结果。从这一点来看，媒介批评标准与新闻专业主义规范又产生了关联，从而获得某种一致性。

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规范的建构与解构密切相关，用马尔佐夫的话说，“新闻业的每次重大变革都会导致批评的繁荣。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批评家及其批评内容来了解美国的新闻业。”（Marzolf, 1995: 49）。本文作者曾经分析美国新闻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交互发展的历程：从专业主义的初步确立，到客观性规范的建构，再到社会责任论的挑战以及最近的公共新闻学的替代。这一过程揭示了美国新闻媒介批评的贡献与局限。

中国的情形更加复杂，因为中国新闻的专业化进程与西方有较大差异。在改革过程中，新闻媒介获得了部分经营和运作的自主权（Yu, 1994），从业者在媒介功能、伦理规范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共识（陆晔、俞卫东，2003），因此，专业主义不仅是一种主动追求的理想模式，而且在实践中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运用与呈现。不过，由于中国新闻传统的多样性和新闻话语的复杂性（童静蓉，2006），专业主义只得到局部性、碎片化的呈现（陆晔、潘忠党，2002）。体现在专业规范方面，仍然有一些规范没有获得认同。比如，在有关付费采访、狗仔队、下跪采访等新闻实践问题的讨论中，新闻圈内外的意见很不一致。而且，大多数意见分歧并非沿着专业边界展开，恰恰相反，一些对立观点在新闻圈内外都有支持者。对于这些争论的详细分析表明，批评者并非机械地运用中国传统新闻标准或者国外同行规范，而是策略性地使用这些标准与规范来实现特定的目的。例如对付费采访现象的意见分歧，反映了当前中国新闻业的认同危机，也是“新闻场”中彼此冲突的力量重构要求的体现（谢静，2006a）。而在有关狗仔队的讨论中，新闻业重申了真实、客观、监督、新闻价值等核心理念，在专业与商业、大报与小报的二元对立的建构与解构过程中，新闻业力图重新建立归属意识和身份认同。不过，其中包含了诸多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协商，因此也是一个公共的过程，体现了开放和多元的媒介批评特征（谢静，2006b）。有关下跪采访问题争论的分析则表明，在中国当下新闻场域中存在着专业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话语争斗（谢静，2007）。

中西方媒介批评的实践表明，媒介批评有时的确以新闻专业规范为标准，但并不局限于专业标准，甚至经常挑战专业标准。作为各种价值观念的表达空间，媒介批评协商着新闻专业规范。这与新闻媒介的公共性并不矛盾。

 

媒介批评研究的目标与任务

 

本文有关媒介批评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分析表明，虽然新闻业为了免于外部控制而在一定程度上将媒介批评视为一种自律机制，一部分媒介批评也遵循新闻专业规范，但是媒介批评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多元性，与新闻专业主义所追求的封闭性和标准化产生了根本的冲突。媒介批评的实践可以突破专业主义的封闭与狭隘，促进新闻业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但也可能危害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自主与自治。

因此，媒介批评研究需要对于批评的立场、标准和目的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社会价值和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说，媒介批评研究就是对于媒介批评的批评，而不是直接地评价媒介表现。为此，本文作者曾经提出，把媒介批评视为一种叙事，分析媒介批评的话语行为，展现新闻媒介与其他社会行动者的关系（谢静2005；2008），从而促进媒介批评和新闻专业的共同发展。根据上述有关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的一致与矛盾，媒介批评研究需要进一步明确自身的目标与任务：分析媒介批评话语的现实语境，阐释其利益诉求，探讨它们对于新闻专业的作用与价值、局限与危害，以促进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的良性互动，在维护新闻专业的自主性和媒介批评的开放性之间寻求必要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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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士栋、史洛斯基与包曼（1994）：《美国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理念》。Dennis, E. E., Gillmor, D. M. & Ismach, A. H.主编：《大众传播的恒久话题》，藤淑芬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拯救的期待与想象 ——媒介批评的预设与批评者批评 ■谢静  本文发表于《新闻记者》2008年第10期。

随着新闻媒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媒介批评也越来越繁荣，体现在批评内容上，可谓无所不包：从媒介的新闻报道、专栏专题，到新闻采写手段、技巧；从媒介的所有人、管理运作机制，到媒介内容的效果和影响……     与此同时，媒介批评却又常常众声喧哗：批评者的立场不一、标准多样，导致对于媒介的要求与期待各不相同，所设计的拯救方案更是五花八门，甚至相互对立，令被批评者无所适从。 　　正因为媒介批评的这一鲜明特征，本人在解读美国新闻媒介批评时曾经指出：如果仅仅从批评内容的表层意义进行分析，难免陷入批评者的“陷阱”，令其“诡计得逞”；相反，我们应当将媒介批评视为一种叙事，超越具体论争，深入社会政治领域去理解这些批评的目的与意图（谢静，2003）。比如，针对人们对于媒介的道德讨伐，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其身份与意图，就像麦金太尔的著名问题：何种正义？谁之合理性？而如此一来，道德、正义都不再是不问青红皂白的、唯一的、普适的（麦金太尔，1995）。 　　如果将道德标准视为唯一的，这种道德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而且我们的社会也将因此失去生命力。媒介批评亦然。要保持新闻媒介以及媒介批评自身的活力，媒介批评就必须是开放的、包容的。从这一立场出发，媒介批评研究就首先应当是对批评的反思与评判：检视各种批评叙事的基本预设和批评者立场，深刻理解社会对于媒介的期待与要求，然后才有可能探讨“拯救”媒介的可能与途径。 　　美国学者詹森（Jensen,1990）曾经指出，任何批评都基于一定的标准或预设，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期待和想象。比如希望媒介是真实信息的可靠来源、是高雅艺术的扩展形式、是教育大众的有效工具，但事实上，媒介无论在哪一个方面离人们的期望都十分遥远。因此，基于救赎假设的媒介批评对于媒介的失望是双重的：媒介不仅无法救赎芸芸众生，而且诱惑受众更趋堕落。詹森力图说明，基于一些自相矛盾的假设，媒介批评往往忽视了社会问题的实质，令媒介成为替罪羊。与詹森类似，也有一些学者对于批评者自身的立场进行了反思，对媒介批评本身进行了批评，呼吁更全面地理解媒介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更有效地改革媒介、改革社会。 　　本文将从批评预设与批评者自身两个方面，评价这些关于媒介批评的批评，希望对于当前我们的媒介批评研究有所启发。 批评预设的批评     媒介批评是一种叙事。因此，研究媒介批评就不能像聆听故事一样，只满足于知道故事中谁是好人谁是恶人、如何惩罚恶人拯救好人，而是首先要判断故事讲述者区分好坏的标准与意图。在此，我们首先检视媒介批评背后的预设：批评者区分好坏的标准、可能的意图以及实际的后果。 　　不可靠的二元对立     作为一种社会话语，媒介批评叙事与一般叙事一样，也体现了各种形式的二元对立。比如：信息与故事、新闻与娱乐、客观与主观、中立与参与、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教育与诱惑、共同兴趣与特殊利益等等。在进行媒介批评时，批评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这些二元对立的预设为出发点，褒一贬一，比如以信息贬低幻象，以艺术贬低娱乐等。 　　不过，在一些学者看来，这些对立经不起推敲（詹森，1990；Jacobs,2002）。比如，信息与故事、新闻与娱乐、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别。历史地看，16世纪，新闻的主要特征是新鲜，这也是小说区别于传说与神话的主要特点。直到17、18世纪，新闻的事实性（客观）才得以凸现。到19世纪，和历史学家一起，新闻记者成功地将真实等同于客观。当然，这一区分也不是绝对的。在一些仪式性事件中，媒介竭尽铺陈夸张之能事，而“新新闻主义”、“文学新闻”则公开以文学为旗帜，大量使用描写手法。即使在平时，新闻记者也多以文学标准来评估自己的写作水平。就像巴瑟斯（Barthes）所说，新闻记者、政治家和学者可以尽量使自己远离评价，但他们不能回避文学———这是无法逾越的文化领域（Jacobs,2002）。 　　再比如，有些人批评“脱口秀”是低级文化，认为它以煽情的方式，消解了传统的家庭和社会价值观（如对同性恋的同情），“污染”了青年的思想。塔弗纳（Tavener,2000）则认为，文化的高级、低级之分是荒谬的。在18世纪70年代，维多利亚中期的文化概念被当权的、有教养的精英加以狭窄地定义：高级文化指积极的、提升道德水准的，低级文化则是消极的、不道德的。这种区分赋予文化以政治含义：文化成为理性统治下的和谐的政治实体。因此，高级文化成为官方文化，掩盖了阶级冲突。一百多年来，这种高低之分，在诋毁“低级”的“大众文化”的同时，认定了“中产阶级的道德秩序”，合法化了统治阶级的文化和道德领导地位。 　　既然媒介批评叙事所依赖的二元对立并不可靠，为什么相关话语仍然能够畅行无阻、反复出现？人类学者道格拉斯（MaryDouglas）指出，区分纯洁与不纯洁、维持界线、惩罚越界是人们维护团结、创造秩序的一种方式（詹森，1990）。对真实的强调，维护了新闻界的社会合法性和自我存在的边界；而在对媒介的道德批评中，一些并非合理的二元对立，事实上体现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划分道德边界的需要。用霍尔（StuartHall）的话说，这种由特定人群掀起的道德恐慌（moralpanic），是一种意识形态转移，具有政治功能。针对人们对美国广播电视日间谈话节目（脱口秀）的批评，与由此而引发的道德恐慌，塔弗纳即认为，这是针对媒介负面效果的夸张的修辞，是批评家的再叙事化导致了道德恐慌的虚构。 　　“无辜”的替罪羊 　　当媒介日益走进人类社会生活的中心时，媒介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关注的中心、批评的靶子。然而，与媒介中心论相矛盾的是，媒介批评一方面强调媒介的强大效果，一方面又将媒介剥离社会的中心，将其视为外在的、自主的势力。媒介批评的救赎神话即深刻地体现了“我们/他们”的两分法：我们是他们（媒介）强大力量的受害者。用舒德森的话说，媒介总是被外界视为“危险的、外来影响的、巨大而无责任的风险的源泉”（Schudson,1995:49）。把媒介视为外在物，解脱了“我们”自己的责任。为此，J·詹森（Jensen,1990）尖锐地指出，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深刻的矛盾性的替罪羔羊。而媒介批评之所以呈现出今天这种矛盾的状况，是批评者避免与根深蒂固的社会矛盾直接照面的结果。 　　比如，有关媒介影响力来源的解释就有问题。作为一种新的技术形式，大众传媒经常被人们当作异己力量加以批评，诸多问题都源于媒介本身的技术性质：大量传送、被动接受，等等。然而，对于笃信科学发展、社会进步的现代人来说，媒介技术又常常是救赎媒介以及受众的力量所在。而无论是将技术视为罪魁祸首还是救赎之星，媒介都外在于人民、外在于社会，是一个“他者”。 　　舒德森曾中肯地指出：媒介是文化与政治生活的中心话题，但人们常常对其权利夸大其辞；批评家视媒介为超人，但事实上它只是克拉克·肯特（电影《超人》的扮演者）。因此，我们“不应当批评不知理的市民，他们是美国失败的民主的受害者；也不应当责难信使，媒介已经背负了太多它无法企及的期待”（Schudson,1995：29）。 　　詹森把媒介批评寻找替罪羊的现象称为“美国式的逃避”，他认为，“我们不需要更多专家的声音，或者更多信息，或者更高级的艺术，或者更好的教育”（Jensen,1990：180），而是呼吁“更多的参与、多元的对话”：“大众媒介是集体对话的场所，媒介内容包含了现代文化，媒介实践再生产了社会关系，而媒介批评则鼓励人们思考‘什么是好的’，有关媒介的研究可以促进讨论：作为个人和作为社会整体，我们应当创造、保持、期望什么？”（Jensen,1990:201）。 批评者批评     将媒介批评视为叙事，批评者自身的心理、社会动因也成为检视的对象。对于一些批评话语反复出现的原因，有人用传播学的“第三者效果”加以解释；而有人则将批评话语和批评者的社会地位联系起来。 　　第三者效果     “第三者效果”（TheThird-PersonEffect）是有关传播效果发生方式与途径的一种假说：“劝服传播所面对的受者（不论这一传播是否有意地劝服）会认为这种劝服对他人有更大的影响，而不是他们自己。而且，也不论他们是否是讯息的直接受众，他们所预期的对他人的效果将使他们自己采取某种行动。任何传播效果与其归于直接受众的反应，不如说是来自那些预期或自认为观察到他人的反应的人的行为”（Davison,1983）。马尔佐夫（Marzolf,1991）、詹森（Jensen,1990）等在其有关媒介批评的著作中都曾提及“第三者效果”现象。人们用“第三者效果”来解释一些被认为是过于主观、存在偏见的批评内容。 　　戴维森（Davison,1983）认为，第三者效果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对媒介的普遍不满是一个原因。人们认为媒介有偏见，反面报道太多，影响了别人的态度。其次，人们也往往高估自己低估别人，认为别人信息不完备，心智不健全，因而无法正确对待传播内容。而从更深一层的哲学、社会学角度来看，对媒介的不满和对他人的低估又起源于“多元主义无知与对他人态度的误察”。人们总以为自己的见解是独一无二的，却不知道别人也拥有同样的观点；总以为别人被媒介“洗脑”，而唯独自己保持清醒。 　　有关研究发现，“第三者效果”产生主要是针对媒介负面影响和媒介内容偏见。比如，对于1988年总统竞选中的政治广告的研究发现： 　　被试者认为负面政治广告对自己没什么影响，但可能改变其他人的观念（Co hen &Davis,1991）。1989年，玛茨（DianaMutz）发现：受到高度谴责，并且被认为对个人重要的问题，容易引发第三者效果。信息来源的偏见也会产生第三者效果。被试者认为，有偏见的新闻来源不会影响自己，而负面的偏见比正面的偏见对别人的影响更大。这一内容特征还可以用心理动机加以解释：冈瑟和芒迪（Gunther &Mundy,1993）将第三者效果归因于人类普遍存在的“用乐观主义和为我所用的有色眼镜看待世界的倾向”。也就是说，人们为了保持积极的自我形象，总是自我美化。当面对可能带来有害后果的信息时，“乐观主义偏见”就会发生作用，认为自己观察敏锐、信息完备、具有免疫力，而别人却很容易被欺骗。 　  知识权力与文化资本     如果说“第三者效果”反映的是批评者不自觉的心理过程，那么，从“权力”和“资本”角度展开的分析，则无情地撕开了批评者精心编织的话语面具，暴露出隐藏其后的“丑陋”身躯。这在大众文化的批评与反批评之中尤为突出。 　　马尔佐夫（Marzolf,1991）在研究美国媒介批评史时就曾发现，20世纪初的媒介批评基本上是小范围的讨论，批评者大多是月刊的编辑和作家，也有少量的报社编辑、官员和教授。 　　他们往往上过最好的大学，进的是最好的俱乐部，自视为“文化事业的传教士”。另外，以提供娱乐内容为主的周末报纸的诞生也招来了宗教界的批评，被视为对抗教堂的工具。 　　舒德森在梳理美国新闻的客观性理论发展史时，也同样指出，美国新闻史上数次道德战争，都是“阶级冲突的掩饰”（舒德森，1993：119）。在19世纪30年代，便士报兴起，传统的“六便士报”针对以班乃特的《前锋报》为首的便士报进行了道德讨伐，“对当时六便士报的总编辑而言，发动道德战争不是在抢回市场，而是严重的社会冲突、一场阶级冲突，而他们是站在防卫的一方，抵抗着他们简称为‘中产阶级’的敌人，而便士报正是中产阶级的代表及促进者”（舒德森，1993：58）。进入20世纪以后，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以“信息取向”为特征的报纸受到了社会精英的欢迎，而舒德森则认为，这种报纸实际上与便士报强调新闻乃一脉相承，区别只在于便士报以“故事取向”为特征———它们都迥异于以观点为取向的报纸。为什么当初强烈反对便士报的精英人士转而支持“信息”了呢？“信息代表了一种对原我的否定，而故事则代表自我沉溺。”《纽约时报》诉诸理性，其读者具有较强的自我控制和控制环境的能力，因此，它被认为是更好的。事实上，《纽约时报》的特点不在于公正、准确，而是其独特的语调和风格，使读者视其为高贵的徽章。 　　到了20世纪末，这种道德论战在有关公共新闻学问题上又再次上演。公共新闻学者把论战看作是华盛顿、纽约的精英报纸与美国中部更具实用主义、公民价值观的报纸之间的冲突，是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之间的斗争，因为公共新闻学运动的发起与主要实践者都是美国中西部的地方性报纸或广播电台、电视台。 　　比如，公共新闻学的著名干将坎贝尔（Cole Campbell）即表示，公共新闻学的批评者都来自当前传统的管家婆、东部权威媒介———《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Cor rigan,1999）。 　　在有关大众文化的论战中，一些学者不仅不同意大众文化批评者的观点，而且将其批评意见视为某些知识分子集团的怨言。因为大众文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大众民主，对这些知识分子集团历来所享有的特权构成了威胁。甘斯（1994）在分析美国大众文化批评走向时即认为，批判风气和高级文化、通俗文化的改变关系不大，而是和社会上知识分子的地位颇有关联，特别是那些认为自己属于“既得阶级”的知识分子。用布尔迪厄（1997）的术语来说，批评话语代表着一种有价值的文化资本形式，亦即一种对于社会差异的实质证明。 　　泰勒·考恩（2005）反对大众文化批评者视市场经济为文化的阻碍因素，文化悲观论者之所以对大众文化存有偏见，既有心理原因，也有社会需要。根据考恩的分析，我们可将文化悲观论的产生原因概括为6个方面：第一，在认知层面，文化悲观论往往诉诸于直接观察，导致错觉。当批评者以历史上最高成就的文化标准来要求新的文化现象时，难免有失公允。第二，作为文化悲观论者的父母与老年人，出于控制的需要，对大众文化大加抨击；第三，批评者个人作为艺术家则出于嫉妒或保护的需要反对艺术创新；第四，宗教势力为赢得社会控制也会妖魔化大众文化；第五，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团体，为了实现政治或道德行动计划，常常将政治置于审美之上；第六，社会精英出于特权身份和地位丧失的恐惧心理而对文化进行批判。 　　对于批评者的立场与预设的反思，有利于全面、辩证地看待媒介批评的观点与主张。毫无疑问，这种反思本身也带有特定的立场与预设，比如考恩为商业主义的辩护、詹森对于现代性的批评。反思的意义在于，不是以简单的对错来评价某一观点，也不要武断地施以道德判断。■ 参考文献 谢静（2003）：《建构权威·协商规范——美国媒介批评解读》，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麦金太尔，A.（1995）：《德性之后》，龚群、戴扬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布尔迪厄（1997）：《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考恩，T.（2005）：《商业文化礼赞》，严忠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甘斯，H.（1994）：《大众文化批评的未来走向》。Dennis, E. E., Gillmor, D. M. & Ismach, A. H.主编：《大众传播的恒久话题》，藤淑芬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Cohen, J. & Davis, R. G. (1991): Third-Person Effects and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in Negative Political Advertising, Journalism Quarterly, Vol. 68:680-88. Corrigan, D. H. (1999). The public journalism movement in America : evangelists in the newsroom.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Davison, W. P. (1983): The Third-Person Effect in Communica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7: 1-15. Gunther, A. C. & Mundy P. (1993): Biased Optimism and the Third Person Effect, Journalism Quarterly 70:58-67. Jacobs, R. N. (2002). Media Culture(s) And Public Life. Unpublished paper. Jensen, J. (1990). Redeeming modernity : contradictions in media criticism. Newbury Park, Calif. : Sage Publications Marzolf, M. T. (1991). Civilizing voices : American press criticism, 1880-1950. New York : Longman. Schudson, M. (1995). The power of new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avener, J. (2000). Media, Morality, and Madness: The Case Against Sleaze TV.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Vol. 17, No. 1, pp. 63-85.

报纸组织沟通机制的改革与创新

——以新加坡《联合晚报》和《我报》的改版与重组为例[1]

 

谢  静

发表于《今传媒》2008年第10期
 

围绕新闻生产而进行的组织沟通机制的改革与创新，是近年来有关媒体机制改革与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尤其是在诸多报纸组建报业集团之后，集团层面的组织沟通问题更为突出。比如，集团组建过程中的“简单化合并”、“集权”与“分权”问题[2]，等等，往往成为许多报社或报业集团的困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被称为“东南亚报业巨无霸”的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SPH）在这一方面所进行的探索与时间，或许能够对我国报业组织沟通机制的创新与效能的提高有所启迪。

去年底至今年初，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对旗下的《联合晚报》和《我报》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版与重组，与集团旗下另外两份华文报纸《联合早报》、《新明日报》形成了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改版与重组？这对于报社组织内部沟通和跨组织沟通机制带来什么新的课题？对于中国媒体集团的改革与发展有何启示？正当这两家报纸的改版与重组如火如荼进行之际，笔者有幸在新加坡大巴窑的SPH报业中心大楼里访谈了《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先生、《联合晚报》代理总编辑王彼得先生、《我报》总编辑吴新迪先生和《新明日报》/《联合晚报》联合新闻部创意总监周木聪先生。综合访谈所得和其他相关资料，本文将简要介绍这同一集团旗下几乎同时改版、重组的两家华文报纸，并探讨在这种新的竞合关系中，媒体组织内部沟通和跨组织沟通机制的构建，及其对于新闻生产的影响。

 

报业重新布局 形成错位竞争

 

从世界范围来看，同一报业集团旗下的报纸之间相互竞争的情形比较普遍，这种竞争有利有弊。适度竞争有利于报纸保持市场敏感与创新活力，提升内容质量，扩大市场占有，但竞争过于激烈则可能导致内容恶俗、质量下降，甚至自相残杀，对于媒体和公众都造成损害。我国许多报业集团的成立，最初就抱有减少竞争、整合资源的意图，但实践效果未必明显，甚至出现集团旗下新办报纸与原有报纸抢饭碗的局面。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改版就是为了避免同室操戈的问题，而《我报》在创刊之初即瞄准市场空白点，避免了与既有报纸定位的重复。

 

《联合晚报》革新改版，与《新明日报》握手言欢

 

新加坡《联合晚报》改版之前，与同一集团旗下的《新明日报》定位极为相似，内容上均以休闲娱乐为主，读者对象因此重叠，甚至连读者对象的年龄段都极为接近，其中位数均为43岁左右。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二者虽然相互竞争，却又几乎相安无事。一方面，这要归功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给报业发展提供了较大空间，使得二者不必恶性竞争而能够生存；另一方面，因为同属一个集团，也避免了恶性竞争的产生。然而，新加坡华文晚报的这对“双胞胎”近年来却受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其间固然有新加坡本地市场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来自于新兴媒体崛起给报业带来的巨大压力。为了应对挑战，《联合晚报》在2007年10月进行改版，力图通过整合内部资源以提高报纸的竞争力。

在改版之时，为了使《联合晚报》与《新明日报》减少竞争，确立了“错开定位，扩大市场”的改版方针。为此，《联合晚报》重新定位，而《新明日报》保持原有定位基本不变。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改革主要涉及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一是扩大读者群，尤其是年轻读者；二是提升产品品味，改革后的《联合晚报》在内容层次上高于《新明日报》，而又低于集团旗舰报《联合早报》，三是提升包装品味，采用专业美编，对报纸从版式、LOGO、到色彩等进行全面更新。扩大读者群是核心目标，明确内容定位是根本关键，提升包装品味是基本手段，三者相辅相成，互相支持。

《联合晚报》改版后，首先在内容上突出增加了原来相对较少的时政新闻，比如2008年1月18日头版头条的《全国巴士大改革》，新闻内容涉及全民切身重大利益，得到广大市民的关注，这样的报道以前很少能够在《联合晚报》上看到，更多的是谋杀、强奸、色情、暴力等方面的内容。其次，副刊得到了比过去更为明显的重视，改版以前，副刊在《联合晚报》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且被商业所左右，主要为了满足广告客户的需求。改版后，《联合晚报》的副刊强调贴近生活，贴近民众，一周涉及七个主题，分别为“科技In”、“别出心财”、“体面人生”、“新食力”、“悠游乐”、“时尚志”和“元气十足”，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到目前为止，虽然《联合晚报》改版时间不长，但已经能够明显感受到市场的积极反应。首先，集团旗下报纸的读者数量整体增加。以2007年12月为例，由于期间包括圣诞假期，是全年报纸发行的低谷时段，虽然单从《联合晚报》来看，原来习惯其低俗风格的读者有所流失，发行量有所下降，但是，从《联合晚报》和《新明日报》总体情况来看，发行总量则有所增加，因此，对于集团而言，不损反益。其次，广告收入的提高。与发行量小幅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改版后的三个月，《联合晚报》的广告增幅都达到了两位数，这一成绩甚至令他们自己也颇感吃惊。王彼得总编解释说：“晚报这种提升，卖给读者还比较难，但是要卖给广告商却比较容易”，因为，广告主更“喜欢这样的环境，跟品牌定位相吻合。”显然，读者数量的整体增加，广告收入的大幅提高，实现了集团“错开定位、扩大市场”的改版目标。

 

《我报》一分为二，以双语开拓市场

 

《我报》是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也是新加坡的第一份免费华文报纸，2006年6月1日创刊，主要读者对象是是20岁至40岁，有英、华双语背景却很少阅读华文报章的读者群。创刊之时，《我报》的口号是：“给我20分钟，给你全世界”。《我报》特色鲜明，新闻以精简为主，80％是华文新闻报道，20％英文新闻简讯、英文知识等，其目标是确保读者能通过20分钟的阅读，知晓天下大事。

经过大约一年半的经营后，《我报》于2008年1月8日推出双语版，采用双封面设计，华、英文报道各占一半，内容力求做到互补而不重复，从而引领读者进入截然不同的东方与西方视界。《我报》的改版，主要是为了适应市场发展和读者阅读的需求，在新加坡，年轻人英文普遍优于华文，英文作为工作语言，是沟通工作信息、表达对世界的认识、了解国家政策等的主要途径，华文则主要是生活于言，休闲活动、电视、音乐、朋友交流等，主要是运用华文。正因为如此，《我报》改版之后，硬性新闻，需要在最短时间得到的新闻，大多用英文提供，而娱乐性的新闻则用华文表达。但是，这个分野也并非一成不变，华文报道也有硬新闻，比如华文编辑部主动发掘的独家新闻往往用华文撰写，其中不少与国家政策有关。硬新闻报道中，华文、英文也各有分工，比如关于中国两岸三地的新闻，因为新闻人物主要运用华文，华文报道就能保持其原汁原味，而其他国家的新闻，则直接用英文报道。

《我报》的定位，吴新迪总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新闻甜品，是《联合早报》或者是英文《海峡时报》（也隶属于SPH）的补充。因此，《我报》与它们的竞争依然是一种错位竞争。按照吴新迪的说法，如果把《联合早报》定位为2——它是全国性的报纸，是严肃的，是高层次的，《联合晚报》和《新明日报》则可以定位为1，它们是晚间报纸，是都市的，民生的，而《我报》的定位介乎二者之间，为1.5。从读者对象来看，《联合早报》对于英校生——英文第一、华文第二的人——来说太难了，看不懂。《我报》的主要目的是降低语文水平的要求程度，为此，有时还在比较深奥的词语后面加上英文作为解释。不过，语文水平要求程度的降低并非意味着报纸格调的降低，《我报》的硬新闻仍然不少，因此与《联合早报》形成互补关系。

 

组织结构统筹整合、资源共享

 

报纸的改版与内容的调整绝非轻而易举之事，而是需要组织结构的统筹整合为支持。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形：同一报社（集团）内部各部门、条线之间的分隔经常造成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内容“撞车”或“盲区”现象，这其实正是因为组织结构不合理、组织内部沟通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的产物。因此，加强组织结构的统筹整合、改善组织内部的沟通协调机制，实现组织结构内部的资源共享，既是报业机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报业机制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对旗下报纸进行改版之时，通过组织结构的统筹整合以改善报纸内部和报纸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正是管理层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其实践具有极有价值的借鉴意义。

改版之前，一方面，集团旗下不同语言报纸之间分歧较大，相互之间缺少沟通协调渠道，管理层只是被动地通过总编辑会议等以期促进文化融合[3]；另一方面，新闻内容的“撞车”或“盲区”现象也时有发生，而且缺乏有效的途径与手段加以解决。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在《联合晚报》、《我报》的改版过程中，根据各报德定位和目标，组织结构的重构同步展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联合晚报》与《新明日报》统筹整合、分进合击

 

为了实现《联合晚报》错位竞争的改革目标，需要与竞争对手《新明日报》共享部分资源，为此，在改版过程中，集团对《联合晚报》与《新明日报》进行了组织结构的重组，实现了组织结构的统筹整合，构建起了主要以“垂直型”沟通协调为主的组织结构内部沟通机制，提升了组织结构内部沟通协调的整合性与有效性。

改版之前，《联合晚报》和《新明日报》各有独立的编辑部，二者之间缺少沟通渠道，没有协调机制，因此，容易产生新闻报道的“重叠”或“盲区”。因此，在改版的同时，实施了组织结构的重组。首先，两报各抽调部分人员，组成了一个“联合新闻部”，下设6个组：副刊组、娱乐组、国际组、体育组、赛马组、美术组，共40多人。根据两报的定位，各组每天分别为它们提供新闻内容。“联合新闻部”的设立，清除了两报过去所存在的沟通协调方面的组织结构壁垒，实现了两报组织结构的无缝对接，为两报的“错位”提供了最为有效的组织支持。其次，两报仍然各自保留了60人左右的队伍，主要包括采访组、编辑组、摄影组和商业组。王彼得总编认为，不排除以后根据需要进一步进行组织结构合并的可能性，但是采访组、编辑组不能合并，因为“要保留自己的特色”。显然，两报内部各自拥有的独立团队，构成了 “联合新闻部”下的两报内部次级组织，为两报的“竞争”提供了最为有效的组织结构支持。再次，设立了一个统筹总编辑，其级别在两报总编之上，可以统筹联合新闻部、《联合晚报》、《新明日报》三个部门，从而实现集团层面组织结构的整体统筹与协调。

了组织结构内部沟通协调机制真实性。行动。我报》的主要目的是降低语组织结构的重组，实现了组织内部沟通与协调的高效性，这种高效尤其体现在新闻生产的流程中。首先，两报均在8：30召开独立的新闻会议，这一会议成为两报组织内部重要的沟通机制，主要内容是确定报纸的内容“菜单”，明确当天的新闻重点，联合新闻部则分别派人参加会议。其次，每天上午10：30，联合新闻部、《联合晚报》、《新明日报》三个部门负责人定时召开统筹会议，联合新闻部提供两份准备好的新闻“菜单”供两报选择，两报则通报各自准备的封面新闻和其他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在联合新闻部的协调下，两报根据各自的定位进行调整，有效地避免了新闻内容“撞车”和“盲区”现象的发生。再次，联合新闻部的统筹还包括协调合作，如果遇有重大新闻，两报之间能够互相配合，分进合击。例如，国际组虽然设在联合新闻部，但是当遇到重大国际新闻时，又可以由《联合晚报》主导，抽调两报新闻组的精兵强将，协同联合新闻部国际组一起行动，在贝·布托遇刺以后，就是采取了这种协调合作的战略。

在王彼得看来，组织结构重组以后所形成的这种全新而高效的组织内部沟通协作机制，对于提升新闻产品质量大有裨益。过去两报相互竞争，“及时性”被放到了第一位，“准确性、深度性”反而被忽视，只要不漏稿、有新闻就行，而组织结构重组以后，能够统筹协调更多的人员、时间予以求证、丰富、补全，使新闻报道更加全面、内容更加充实，更好地保证了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有效地提升了报纸的竞争力，从而提高报纸的市场占有率。

 

《我报》内部分工明确、外享《联合早报》支持

 

跟《联合晚报》与《新明日报》的组织结构统筹整合的重组模式不同，《我报》改版之时，实施的是组织结构分工合作的重组模式，原有的组织结构一分为二，强调组织结构内部的明确分工与适当沟通，构建起了以“平行型”为主要沟通协调机制的组织内部和组织外部沟通机制，提升了组织沟通协调的及时性与有效性。

《我报》作为一份免费报纸，其采编队伍十分精干，由50人组成，华语、英语新闻室基本上各占一半，两个组织相互独立，各自为政，组织之间没有建立沟通协调机制，而且，与《联合晚报》和《新明日报》不同的是，《我报》的双语版虽然同为一份报纸，却没有更高层次的组织或个人对两个新闻室进行协调统筹。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两个新闻室之间没有沟通，相反，为了避免同一份报纸双语版新闻内容的“撞车”重叠现象，《我报》内部两个新闻室之间主要通过组织内部平行沟通的方式进行协调，改版之前的每日会议沟通也变更为Email联系。这种组织内部的平行沟通既可以是两个新闻室总编之间的沟通，也可以是各组主任之间的沟通。由于Email的异时同步特点，保证了组织内部信息沟通的及时有效。

同时，《我报》在实现了组织内部的平行沟通之外，还实现了与《联合早报》的平行沟通。由于《我报》与《联合早报》的错位竞争关系，经由两个组织之间的平行沟通，《我报》只需独立采访本报感兴趣的话题，或者就特别重大的事件形成本报的焦点报道，其他内容大都由《联合早报》提供，《我报》进行改写，从而实现成本的减少。为了充分共享资源，《联合早报》会跟《我报》分享当天的新闻菜单，单本地新闻就有20-30条，《我报》从中选择3、5条。

 

 

对于大多数的媒体集团而言，因为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外部竞争，都有着降低成本、精简队伍的迫切性。但是，精简队伍往往又会影响新闻的质量。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之一就是实现组织结构的内部整合，加强组织内部沟通协调机制的建设，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是这样，西方许多大报同样采取了这样的策略。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集团的优势体现在组织结构内部各层次的合作与资源共享，而非简单相加或者仅仅核心业务（新闻生产）外围的合并；第二，集团内部报纸之间的合作，需要组织与制度的支持与保障，即切实有效的组织机构与制度化的沟通协调机制，比如《联合晚报》与《新明日报》的联合新闻部。第三，需要根据各报具体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组织模式与协作机制。

 

 

（四）娱乐

 

爬上坡以后，许多人并不急于回家，而是继续逗留在山坡上，尽情地享受天然氧吧的清新与滋润。一位退休了的老局长指着青山、白云、绿树，夸张地对我说：这里的空气多好啊！回去干嘛？

他留在山上当然不只是要做呼吸运动，而是等着“麻友”们“筑长城”。为了满足城里人的娱乐，山民提供了多种服务，最受欢迎的就是麻将配午餐。半山的龙老板荒芜了自己的菜地，在自己的祖坟旁边整出一大片空地，用山上的杉树搭了一间简易房子——房子没有墙壁和砖瓦，只用彩条布和塑料薄膜覆顶围边。天热时将薄膜上卷，山风就成了自然的风扇。不过，为了适应城里人的需要，龙老板还是从山脚自家拉来电线，装了吊扇，为顾客驱热。冬天，薄膜放下，升起一盆炭火，屋内也暖融融的。城里人就在这里搓麻将、打扑克。

有的山友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本，拉来赞助，帮龙老板用水泥将地面铺平。于是，下雨的时候，城里人就可以甩掉满脚的泥水了。

到了中午，龙老板和老板娘为顾客烧好午餐——通常是山上的时蔬、豆腐、腊肉之类。这些城里人就像一家人一样，围坐在一起，迅速地吃完午饭，然后继续“战斗”。据说，这样的午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很是有利于减肥。

今年的收费标准是，打牌加午餐7元，单吃午餐6元。打牌时还供应茶水，茶是山里的毛尖，水是烧沸过的井水。

城里人在不同的老板周围，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搭子，互称“山友”或“牌友”、“麻友”。山友们把自己的常用物品（比如茶杯、雨伞等）放在廉价包里，依次挂在龙老板麻将屋的横柱上，下山是也不用拿回家。即使几天不来，也没有关系。

而且，一些山友还发展成“菜友”（这是本人杜撰）——龙老板的一些顾客在征得同意后，开辟了他家的荒地，种上各种粮食、蔬菜。“菜友”们在麻将、扑克之余，也切磋种菜、做粑粑的技艺，并随时向龙老板求教。

龙老板就说：我们换吧，我做居民，你们做农民。

（三）种菜

 

爬坡把城里人带回大山，不过，有的人回得浅，有的回得深。回得深的，在山坡上找一块荒地，自己种菜吃。

山城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每户人家的田土虽以分记，但仍有不少土地抛荒。只要跟村民招呼一下，城里人就可以在荒地上开垦种地了。

种的东西五花八门，以蔬菜和苞谷（玉米）居多。苞谷是山民的一种主要作物，丰年喂猪，灾年养人。虽然城里人已经多年不曾有过以苞谷为主粮的经历了，但几乎人人都还留存着苞谷吃到恶心的记忆。不过，回到山上，种些苞谷，当作精粮的补充，却是城里人的新生活主张。有时，从秸秆上扳下几个苞谷，直接在路旁生火烤着吃，能惹得路人偷偷地流口水。有的，收了苞谷做成苞谷粑，早上带着爬到山顶时吃，正好对付了早餐。父亲种的苞谷是本地少见的糯苞谷，摘回来用“韩国料理手”打成糊，再用苞谷叶包好，放入电蒸锅蒸熟。料理手和蒸锅都是父亲从电视购物频道买得，所用花费大概可以从菜场买回一屋的苞谷粑。不过，父亲喜欢把自己做的苞谷粑带上山，和爬山的“山友”们一起分享。

蔬菜品种更加多样。7-8月时，南瓜尚青，不过脆嫩爽口，已经能吃。最好吃的是瓜叶，抽去细而韧的筋，切碎煮水，格外香甜。菜场的空心菜已经不太多了，可地里的空心菜长势正好，每天都可以掐一大把。丝瓜、胡瓜、八棱瓜、苦瓜，每天轮番上阵。最多的是辣椒，红的、紫的、绿的，摘回来除了做菜，大多还要进一步加工：红的扎成长串，挂在窗台上；绿的开水汆过后曝晒至灰白，再放入坛子腌了，酸酸的，脆脆的，还有一种别样的香味，可以吃到来年。不过，地里的红薯、花生现在还吃不到……

据说一位山友种了些菜，背到菜场去卖，收入7元钱，在爬山人中当作笑话流传。父亲的苞谷和蔬菜除了自己吃，还总是在新出之时，送出许多给亲朋好友和山友们。

 

（二）背水

 

山脚的村寨叫黄莲洞，因一眼清泉而得名。不过，对于有经验的爬山人来说，黄莲洞的水并不是最好。再顺着山路往上爬，翻过一个山头，就进入了那边的山坳。山坳里长了许多板栗树，因此名为板栗湾。山坳里还有一眼泉井，那里的泉水清澈甘甜，每天背水的城里人络绎不绝。

城里人爬到山上，顺便背些泉水回家，也把自己向往的自然带回了家。城里人对于接到家里的自来水充满了疑虑，不知道水箱里是否爬满了虫子，也不知道多年的水管是否已经生了锈，还有水源是否遭到了污染……记得当年离家求学，喝不惯大城市弥漫漂白粉味道的自来水，不得不叫父母亲寄来家乡的茶叶，企图掩盖异味。同屋的本地同学很自豪，说她都是喝瓶装矿泉水。把她的话说给老家的姨听，姨很生气，让我对她说：我们都用矿泉水洗澡！不过，现在，用矿泉水洗澡的日子毕竟远去了。以前敞开的泉眼已被水泥封闭起来，接了一根水龙头，泉水就从里往外冒。据说这样更卫生。山脚下敞开的泉眼边，由于有村民洗菜、洗衣，城里人担心脏水回流，或者其他赃物飞入，很少去那里取水。

城里人背水的工具各式各样，百搭不厌。最常见的是10升的油桶，超市里买来的植物油，吃完了以后，把桶洗净，用来盛泉水，轻巧、方便、干净。油桶大多有提手，可以拎着走。不过，城里人说，好手难提二两呵，背着更省力。大多数人用牛津背包装上油桶，背在背上带回家。也有人用竹背篓，一个背篓可以装几个桶，外加大大小小的矿泉水瓶。或者用绳索把油桶捆好，挂在扁担上，颤颤悠悠地挑下山。女人如果一头能够挑两个大桶，就可以获得路人的称赞了；如果还不用手扶，那简直就是帅呆了。

 

山城里的后传统生活(一)

山城四面环山。这些大山曾经是隔绝山里人与外界的障碍，也是小说家笔下的怀旧圣地。在日益迈向现代化的今天，却成了城里人恢复传统生活的道具。

 

（一）爬坡

 

询问来自城里的爬坡人，脚下的山是否有名有字，得到的回答是：健身坡、长寿山。

健身、长寿，是此山对于城里人的主要意义。

不知从何时开始，城里人开始热衷于爬坡健身。可以肯定的是，当储存了过多的脂肪和热量开始通过各种癌细胞或病变的肌体释放，当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浸泡在麻将桌上的时候，山坡上的城里人就慢慢地多了起来。

4-5年前，曾听说一个故事：**局长退休以后，查出癌症，被判“死缓”。本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精神，局长开始拖着肥硕的身体爬坡。数年以后，奇迹出现了，局长不仅依然活着，而且活得更加健康，更加轻松。这样的故事在许多代的爬坡人中流传，成为那些每天坚持爬坡的城里人的圣经。

爬坡的人越来越多，从病人到老人，再到年轻人、孩子……队伍越来越壮大。当我们6点钟开始登山的时候，碰到一串一串下山的青壮年。我被告知，这些人大多是在职人士，这会儿爬好坡，回到家里，冲好凉、吃好早饭，就清清爽爽地上班去了。爬坡的人群中，还有许多孩子，跟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在山林里渡着没有幼儿园的童年，或者暂时告别电视和电子游戏的暑假。

像走在大街上一样，爬坡人的穿着用具显露出来不同的时代和身份。有些人，不论是老人还是青年，装束专业而齐备。耐克的汗衫，阿迪达斯的鞋，勾勒出全球化的身影。而有些人，穿着小裁缝店里的绵绸套装，踏着塑料凉鞋，依旧步履轻盈——这是山城老人喜爱的装束。少数人，背着竹背篓，挑着窄窄的扁担，穿梭在人群中——飘散出久违了的乡愁。当太阳开始毒辣辣地穿过枞树的空隙，肆无忌惮地落在爬山人的身上时，有些人撑起了阳伞，有些戴着棒球帽，也有人套着草帽、斗篷……

当一队扛着锄头、铁锹的苗族汉子经过我们身旁后，在插队落户时学了些苗语的母亲告诉我，他们在说：这些城里人，吃那么胖，又来爬坡；别吃那么好啊！

村民告诉我，我走过的那两个山头，一个叫做二伏老，一个叫做大坡头。

民粹主义：中国新闻场域的一种话语策略

谢  静

 

发表于《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3期，是论文《专业主义与民粹主义——当下中国新闻场域的话语争斗及其意义》的一部分。

摘要：本文认为，在当下中国的新闻场域之中，民粹主义话语具有了较大势力。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它对新闻专业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民粹主义、话语策略、新闻场域

 

民粹主义，简而言之，就是“一种对平民百姓、未受教育者、非智识分子之创造性和道德优越性的崇信”（席尔斯，转引自林红，2007）。民粹主义本来是作为精英主义的对立物而存在的，但是，一旦进入在专业场域，民粹主义与专业主义的争斗则成为意义争斗的焦点，比如在法律专业，专业主义、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构成了现代社会关于法律职业的三种话语系统和意识形态，三者的平衡制约，成为法律专业良性发展的重要基础（黄文艺，2005）。

在新闻场域中，民粹主义话语由来已久，特别是近年来，面对一些典型事件时，新闻传媒自身也将其作为专业主义的对立面而反复言说，凸显其公共意义与价值，从而对于新闻场域的资源与结构重组发生作用（参见布尔迪厄，2000）。比如，当记者守株待兔拍出雨中摔跤的现场照片时，有人批评记者应当像普通人一样警示和救助他人，而不能只顾完成拍摄工作；当记者下跪采访时，有人称赞记者追求平等、尊重他人；当记者放下话筒，对落水者实施人工呼吸的时候，竟被誉为“中国最美女记者”……虽然对这些事件的具体论述及其语境各不相同，但是作为一种话语策略，民粹主义的逻辑与诉求却是清晰而一致的。本文将简要分析当下中国新闻场域中民粹主义话语策略的不同表现，探讨其对于专业场域的意义与影响，为合理分配、协调民粹主义新闻话语提供参考。

作为专业主义对立面的民粹主义话语

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专业主义的话语及精神与民粹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专业自治合法性的基础在于服务公众的承诺（Nayman, 1973)，人们虽然对于新闻业是否称得上严格意义上的专业有着较大争议，但对于新闻业的公共服务性质与理念却没有丝毫怀疑，分歧在于如何实现这种公共服务。

从本质上说，专业主义话语力图建构的是独立性与权威性（谢静，2005）。在新闻界，通过客观、超然、平衡，新闻从业者撇清了与政党和市场的瓜葛，确立了独立的社会形象，从而获得一定的自治特权。西方记者对此有着鲜明的认识，著名战地记者彼得·阿内特甚至说出“首先是记者，其次才是美国人”[1]的惊人之语。

与专业主义相反，民粹主义天然地排斥受过专业训练、掌握专业知识、拥有专业权威的人，其核心在于要求新闻业体现与普通公众的联系，一是代表公众，反映底层人民的疾苦；二是参与社会行动，帮助底层人民解决实际问题。其实，代表性、参与性在中国和西方的新闻传统中并非无本之源。从《南方周末》的著名箴言“给弱者以关怀，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之中，我们看到了儒家传统所坚持的知识分子责任。在西方新闻传统中，除了客观、管道、守门、中立等被视为新闻专业要求，鼓吹、独立、倡导、参与等观念也从未绝迹过（参见伟弗，1994），20世纪90年代新兴的公共新闻学即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思想。不过，在当前中国的新闻环境中，民粹主义思想具有了新的社会基础，是民粹主义思潮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全面复苏的一个反映。社会转型时期，“相当数量的公民对现实政治的不信任和对政府的失望，是民粹主义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俞可平，1997）。在新闻场域，中国传统新闻媒介的权威性、公信力均受到严峻挑战，鼓吹草根参与的民粹主义声音则越来越响亮。近年来网络媒体在新闻报道和信息提供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更让民粹主义者看到了希望。

民粹主义的反专业主义立场主要根源于两个特性：草根性和非理性。在民粹主义话语中，社会底层（草根）是任何权威的合法性来源，而与底层的联系则代表着高尚而有道德的生活方式。对于新闻业来说，其权威性与合法性显然离不开草根阶层，对应于不同的语境与修辞要求，这里的草根阶层分别以大众、受众、公众、群众等词汇表述。而且，在民粹主义那里，由于草根大众或普通人所具有的道义象征力量，与其相关的情感、态度便至关重要，“它常常与道德理想主义的追求联系在一起，试图超越人们对理性主义的工具性认知，赋予意志、情感、精神、道德等人性以极高的地位”（林红，2007：65）。因此，民粹主义又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道德主义、情感至上的烙印。

在引起新闻界热议的“下跪采访”事件的公共讨论中，民粹主义话语非常活跃，形成与专业主义对峙之势。2006年12月，河南《今日安报》[2]在头版以突出方式刊登了一则报道，讲述了“倾情一跪”的故事：记者何永刚在给骨癌患者梁进柱转送捐款并进行采访时，梁进柱夫妇长跪不起，而记者在劝阻未果的情况下也双膝跪下，并完成采访。报纸尚未付印即被报社编辑贴到大河网上，引起网民热烈回应，继而被同城报纸《郑州晚报》公开登载，引起新闻界较大范围的讨论和争议。反对者多为新闻圈中之人，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记者超然事外、客观记录的职业承诺[3]，而报纸如此大做文章也有“公器私用”之嫌[4]。但是，支持者则直接表达了对于记者职业化的客观甚至冷漠的排斥，褒扬下跪记者的真情表露、人性复归，是“正常人的正常反应”。

民粹主义话语在“最美记者”、“雨中摔跤”等典型事件的公共讨论中亦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河南电视台记者曹爱文之所以被誉为“中国最美女记者”，并非因为长相出众，也不是工作业绩突出，而是在行使记者职责之前先尝试了救人。对此，她自己表示，“心灵美”对于记者最重要，而拍摄雨中摔跤的记者“功利心”太强[5]。

作为专业主义基础的民粹主义话语

不过，新闻场域的言说者并非泾渭分明地使用民粹主义和专业主义者两套话语系统，他们常常游走在两者之间。一种常见的策略是把民粹主义作为专业主义的基础，而非对立面。这一方面与这两套话语系统本身的性质有关，另一方面则是言说者的话语策略使然。

《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是使用或被使用这两套话语系统的典型。在傅剑锋的言辞中，专业主义始终是高扬的旗帜，他反复声称对于追求真相、多方求证、客观平衡等等专业规范的坚持[6]。不过，傅剑锋的专业主义主要是一种行动策略，是“规避风险的重要保障”[7]，而民粹主义才是其最终的道德基础，甚至可以因此而修改专业规范：“新闻故事和观点必须绝对分离的观点，是一种非常老套、学院化与教条化的守则”[8]，而他的“大尺度”报道就是对于“新闻原教旨义规范”的突破。

所谓“大尺度观照”，是傅剑锋反复论及的一种新闻观，即从制度、社会的“大尺度”去分析解释单个的新闻人物新闻事件，《阿星的内心挣扎》、《平时是天使、周末是魔鬼》等一些产生较大社会反响、同时引起同行争议的封面报道，都是这种“大尺度观照”主张的文本实验的产物。在有关阿星的报道中，杀死工头的民工阿星被放置在弱势群体与制度缺陷的“大尺度”中，获得了同情与美化的“观照”。傅剑锋强调：“在和他交往的过程中，我不是一个记者，我是把自己当作一个负责任的人来看”[9]，甚至还以基督教的原罪和佛教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自比[10]。这种记者和“负责任的人”对立，与民粹主义话语如出一辙。然而，正是这种鲜明的倾向及其文本实验，使其报道遭到同行的强烈质疑。比如，《中国青年报》对于阿星报道的倾向性和信息的不完整性的批评[11]，南方报业集团内部对其 “大尺度观照”的报道方式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认为它“不仅无助于对现象的理性观察，更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了媒介的功能”[12]。

这种民粹主义为体、专业主义为用的逻辑，在许多有关新闻实践的话语论述中都能够找到。比如在记者下跪的案例中，体育评论员董路就说：“这样的报道在不失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能够为我报纸树立更好的一个社会形象，我认为这无可厚非。”[13]在此，客观真实被解释为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与记者及媒体立场、行为无关，从而也就不再与民粹主义立场相冲突。

需要指出的是，傅剑锋的民粹主义与支持下跪采访者的民粹主义有所不同，其差异正好体现了民粹主义的内在矛盾。事实上，“民粹”这一概念有两种涵义，一种是“以民为粹”，一种是“民之精粹”。前者崇拜人民，体现的是反精英的平民主义，而后者一方面承认人民的价值，一方面又认为人民落后愚昧，需要“人民精粹”帮助实现其利益诉求，而“人民精粹”就成了人民的英雄。其实，不管真诚还是虚伪，民粹主义在许多时候只是精英群体的一种政治策略。从这一意义出发，我们可以暂时放弃民粹与专业之争，而试图理解民粹主义新闻话语所要建构的内容实质。

精英群体中产生民粹主义思想，大体基于这样的心理过程：对现状不满却又深感无力回天，因而诉诸自身以外的大众群体。在一些新闻话语中，可以看到人们对传统与当前新闻机制与实践的不满，而且人们也意识到在当前条件下从新闻界内部突破的艰难，比如，许多调查记者表达出强烈的孤独与焦虑，甚至不可承受的病态（如中央电视台的崔永元[14]），用原《南方周末》记者杨海鹏的话说：“既自大又自卑，既强大又弱小，既有力又无力”[15]。面对如此现实，选择杨海鹏所期望的职业化的冷静可能意味着更加深刻的孤独，而诉诸公众则可以使记者“赢得荣誉和职业成就感”，是“一个不可抵挡的诱惑”[16]。从整个新闻业来看，诉诸数量庞大的公众，也能够使媒介获得改革与发展的社会支持。

不过，在英雄化的自我建构中，民粹主义新闻话语却为新闻的商业主义拓殖提供了便利。这是一个悖论：一般而言，民粹主义有着鲜明的反市场倾向，但由于其强大的动员力量，却反而常常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依托，成为媒介企业的盈利工具。在上述案例中，如果说何永刚下跪是真情流露，那么版面的煽情主义处理则不能不说是基于商业主义的考虑。《南方周末》在践行其“社会良心”的承诺时，以扩大“传播效果”为目的的“文本实验”却不断越界，引发质疑，是否同样基于商业主义的考虑呢？其实，以历史的视角来审视，大众媒介的以往历次受众市场开拓，哪一次不是打着底层民众的旗号？

民粹主义话语对于新闻场域的影响

无论是作为专业主义的对立面，还是专业主义的基础，新闻场域中的民粹主义话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一种话语策略，民粹主义本身即具有的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在新闻场域中，民粹主义直接诉诸公众，强调受众认同，极易获得道德和市场的双重认同。“公众与记者之间的互动，情绪的相互投射，有很强的激励暗示作用，……很多‘新闻英雄’就是这么产生的。”[17]从这一意义上说，新闻业与其说是一个具有独立权限的专业，不如说是各种势力角逐的场域，这给新闻业本身的认同带来了危机。新闻业的专业化程度较低，缺乏许多专业所具有的行业自治和自主的能力与制度保障，因此，同行之间的共享观念和共同规范对于专业共同体的形成尤为重要。但是，民粹主义话语或置专业主义于对立，或凌驾于其上，不仅可能分裂新闻专业社区，而且可能破坏新闻专业主义的公众基础，使得新闻专业主义的成长缺乏长久动力和支持。尤其是当商业主义与民粹主义合谋的伎俩被揭穿，失望、悲观的情绪便迅速蔓延，极大地影响新闻媒介的公信力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声望。

当然，民粹主义所具有的批判性有时又是改革与发展的动力。当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逐渐演变为顽固的堡垒时，民粹主义的话语便带来了希望。然而，在中国目前专业主义力量如此脆弱的当下语境中，民粹主义话语更值得警惕。

 

参考文献

1.       布尔迪厄（2000）：《关于电视》，许钧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       黄文艺（2005）：《法律职业话语的解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3-12。

3.       林红（2007）：《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4.       伟弗（1994）：《新新闻学和旧新闻学——水门案之后的省思》。Dennis, E. E., Gillmor, D. M. & Ismach, A. H.主编：《大众传播的恒久话题》，藤淑芬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5.       谢静（2005）：《建构权威·协商规范——美国新闻媒介批评解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6.       俞可平（1997）：《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战略与管理》, 1997年 1期。

7.       Nayman, O. B. (1973).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s of journalists: An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or analysis studies. Gazette, 19(4), 195-212.

 

媒介素养教育行动的动员与组织

——以复旦大学“媒介素养行动小组”为例[1]

 

谢静  陈俊美

发表于《当代传播》，2008年第1期。本文作为论文《共意建构：媒介素养教育行动的动员与组织——以复旦大学“媒介素养行动小组”为例》的主要内容，宣读于“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媒介素养与公民素养，2007年12月7-9日，上海

 

自从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首先提出媒介素养教育问题，70余年来，媒介素养教育已经在许多国家普及。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挪威、芬兰、瑞典等国，已将媒介素养教育列为全国或国内部分地区中、小学的正规教育内容；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阿根廷、墨西哥等，也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媒介素养教育活动。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在20世纪80-90年代开始推广媒介素养教育计划，已形成一定的规模。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媒介素养教育起步较晚，从学者卜卫1997年发表《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第一次将媒介素养教育的概念引入中国大陆，至今不过10年历史。而且，在这10年中，我们的媒介素养教育还主要局限于学者的论著和有关机构的倡议书中，直接针对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十分少见，更遑论进入学校的正规教育体系之中。因此，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并对其进行分析研究，不仅有助于媒介素养教育的推广，而且，实践所反映和提出的问题对于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发展本身也具有促进作用。

本研究以复旦大学“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小组”的“小小看媒体”实践为基础，运用社会运动等相关理论，分析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在志愿者中动员与组织的具体过程、作用机制和内在矛盾。在本文作者看来，该小组的实践，既是一种集体行动，也是组织形成的过程；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二者的关键就在于共意的建构。在“小小看媒体”行动中，以下三方面问题与这种共意建构密切相关：一、共意动员，二、网络支持，三、意识提升。本研究希望通过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为媒介素养教育的推广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同时，本研究的成果也将对社会运动的动员与组织研究有所贡献。

本研究是一种互动式研究，资料收集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与访谈等方法。本文作者既是行动的组织者也是行动的研究者，直接负责组织了2007年3－7月复旦大学“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小组”的“小小看媒体”行动，并从行动伊始即进行了密切观察和记录。一方面，本文作者提出行动动议并全程指导活动开展，实施培训，并作为指导老师参加行动者小组讨论和总结；同时，尊重行动小组的自主和自愿，不施加任何强制力量。另一方面，本文作者对授课现场、讨论过程等进行了录音、录像和文字记录，请志愿者提供行动日记，对部分志愿者进行了深度访谈等。为遵守对行动小组的承诺，本文不提及志愿者的姓名。

作为“新社会运动”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

与一些纯粹理论研究明显不同的是，媒介素养教养研究从一开始即持有明确的社会目标：通过媒介研究和媒介批评，营造媒介素养教育的舆论气候、建构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通过推动媒介素养教育实践进入社区、进入校园，提升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媒介素养，从而实现媒介研究和媒介批评的理想与期望。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这一特点使得它总是与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密不可分，而且，正是由于它异常鲜明的实践导向，人们又常常以“运动”名之，将其视为一种社会运动：媒介素养教育运动（media literacy movement），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运动的“新社会运动”。

所谓新社会运动，是指在二次大战后兴起和扩展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有别于传统社会运动的、新形式的社会运动，主要包括：环境保护运动、反战和平运动、消费者运动、公共卫生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同性恋运动等等。比照“新社会运动”的特点，媒介素养教育运动几乎具备其所有特征（参见李月莲，2002）：第一，它是议题主导型的社会运动，其议题跨越国界，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第二、参与运动的活跃分子主要不是直接为了自身利益，而是为了广大受众，尤其是受媒介影响至深的青少年；第三，抱有社会改革的目标，希望通过改变公众的媒介使用方式而改变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同时改变大众传媒的实践以促进社会公平等等；第四，它和许多“新社会运动”一样，提倡尊重自由、个人自主、反对社会不公等基本信念，以达到“解放”和“赋权”的目标；第五，它并非作用于政治和经济制度层面，而是在民间社会针对价值变迁和生活方式变革而行动；第六，与传统的正规渠道动员与科层式组织不同，作为“新社会运动”的媒介素养教育运动的组织方式往往比较松散，大多属于非正式的民间机构。

作为一种“新社会运动”，媒介素养教育具有草根性、自发性、广泛性等性质，这在许多西方国家尤为明显。比如加拿大，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加拿大中学的电影课程蓬勃发展，媒介素养教育的第一次浪潮就是在“荧屏教育”（Screen Education ）的名义下开始的，而其主要推动者就是民间组织，“加拿大荧屏教育协会”（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Screen Education, 简称CASE）。在20世纪80-90年代兴起的规模更大的媒介素养教育第二次浪潮中，加拿大媒介教育协会等组织发挥了关键作用（庞杰特、于亚卓，2004）。香港媒介素养教育运动也方兴未艾，并呈网络状扩散（李月莲，2002），而民间组织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推动力量（陆晔，2006）。2001年时，全港有70多家机构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活动，得到政府优质教育基金资助的“突破机构”、“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和“明光社”为90所小学、20所中学提供媒介素养教育。

相对而言，中国大陆的媒介素养教育虽然在学界形成一定的共识，也获得到了国家教育部的研究资助，但是，与“新社会运动”所通常具有的声势和影响力相比，还十分薄弱，未能在普通公众当中推广开来，更别说在中小学开设相关课程。正是基于这一现状，本文作者组织了“小小看媒体”的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在小学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毫无疑问，这一行为本身即具有一定的探索和开拓性质，少数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少量小学生的几次短时间媒介素养课程，根本无法与“运动”相提并论，但是，整个行动过程涉及集体行动的动员与组织，体现了一般社会运动的主要过程与问题，因此，仍然适用社会运动的相关理论框架。

复旦大学“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小组”的“小小看媒体”行动

2007年3月－7月，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20余名志愿者为主体，成立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小组，开展命名为“小小看媒体”的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推广行动。在行动中，志愿者在复旦大学附近的两所小学中开展了两周一次的媒介素养教育兴趣班，以互动的课堂形式、深入浅出的语言教授60位左右的四年级小学生媒介素养的基本知识，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

行动的实施过程如下：

一、制定行动方案、联系授课单位。2007年3月，本文作者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会的1位核心干部A商议，筹备成立“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小组”，在小学中开展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推广行动。由A带领学生会2名干部制定具体行动方案，联系授课学校。经过努力，复旦小学和同济小学愿意合作开展行动，具体由这两所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部负责组织学生、安排场地。根据行动小组的要求，接受媒介素养教育的小学生基本固定不变，为四年级的某一班级。

二、宣传动员，招募志愿者，成立“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小组”。3月底，A同学等开始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宿舍楼和教学楼内张贴海报，以及同学、朋友之间的口头动员，招募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志愿者。到4月中旬，共招募到志愿者20人，专业覆盖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以及传播学，且大都已有一年的专业课程学习经历。不过，志愿者对媒介素养教育理论并不十分熟悉，有的甚至此前从未听说过。

三、志愿者培训。4月下旬至5月上旬，由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的三名教师[2]给志愿者们作了三次主题讲座，题目分别是《国内外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与发展》、《儿童的媒介观》及《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阐释媒介素养的概念和意义，介绍国内外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状况，分析儿童媒介使用的特点与需求，推荐适合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方法。除了讲座以外，行动小组的负责人还收集了媒介素养的相关网站和材料，特别是台湾政治大学吴翠珍老师编撰的《别小看我》这本书，并以邮件形式发送给所有志愿者，供他们学习和参考。

四、志愿者分组准备教学课件。5月中旬，志愿者们根据主题分为四个小组，各组围绕选定主题准备教学课件。小组成员们针对教学内容、方式方法反复讨论，其间本文作者进行了指导，并提出修改建议。在正式到小学授课之前，小组成员们还进行了演练，以防止遗漏、差错。

五、志愿者进入校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行动。5月下旬，志愿者们正式开始在两所小学进行媒介素养教学实践，时间为两周一次，即一个分小组连续两周授课，一周一个学校。到2007年上学期结束前，已经开展过的主题教育是《小小看媒体之“小心广告”》、《小小看媒体之“负面新闻我不怕”》，另外两个已经准备好的主题因为小学期末考试临近而被推迟。接受教育的两个四年级班的学生人数分别是40名和28名，每节课的持续时间为45分钟。授课方式采用了创设场景、分组活动、互动游戏以及有问必答等多种形式。行动小组期望在互动过程和场景创设过程中为儿童创造思考媒体利弊的机会，使其通过轻松愉快的互动学习来学会判别媒介信息、利用媒体为自己服务；进而，通过一定时间的教育，帮助儿童培养理性面对媒体的意识，形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增强自我约束的能力，全面提高自身的媒介素质。

同时，在行动开展过程之中，一个民办儿童培训机构“闻广艺校”，经由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的一位教师策划、推荐，与行动小组联合开展了一次“六一”特别活动——“媒介素养日”活动，主题为“小小看媒体”之“新闻与广告”，授课方式与两所小学相似。

这一系列行动有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得到两所小学的支持，从而成功走进校园。本文作者以前参与的一些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大多以社区为基础，比如2006年2月在上海市闸北区所开展的“离网离视”活动，虽然也针对中小学生并得到学校配合，但是整个活动的组织和开展以社区为基础，并未真正进入校园和课堂。行动小组的主要负责人A同学也曾经以社会实践的方式参与组织在社区中的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但是也面临青少年参与随意性过大、家长不理解不配合等问题。此次“小小看媒体”行动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得到小学老师支持，参与学生固定，时间和场地也都有保障，可以视为媒介素养教育正式进入了校园和课堂，朝向媒介素养教育运动的目标迈进了一步。

第二，行动小组由在校大学生志愿者组成，活动组织和开展的主要过程都是由A同学等自主进行，具有一定的草根性和自发性，与作为“新社会运动”的媒介素养教育运动的组织特征相吻合。小组成员虽然来自一个学院，但是分散在不同年级和专业，相互之间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关系，对于小组也没有强制性义务。分小组的组成主要基于兴趣爱好、专业特长和人际关系，并完全自愿组合。分小组内部与之间的沟通联系主要利用课余时间，分散在学生宿舍或自修教室等场所。这些特点一方面符合志愿者组织通常追求平等、自主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动的效率和效果，进而影响志愿者的自我定位和集体认同。

媒介素养教育行动的共意建构过程

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从本质上说，既是一种集体行动，又是组织形成过程。一般而言，前者属于社会运动研究领域，而后者是组织社会学或组织传播学的范畴，因为根据传统的理解，集体行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尤其是“新社会运动”，区分于“旧”社会运动围绕正式组织展开的特点，即非正规化、反科层化；而组织往往被视为一种静态结构，以正规化、科层制为特征，二者之间没有交集。然而，随着两个领域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建构主义思想的渗透，上述认识逐渐遭到质疑，集体行动与组织过程的研究界限被打破。

现代组织理论认为，组织并非一种固定结构；与其研究静态的组织，不如探究其形成过程。而根据建构主义观点，组织是集体行为（以解释为基础的）的产物，而非原因；是“现实的社会性构建”（Putnam, 1983）。因此，“赋予意义”是理解组织的核心概念，而“赋予意义”的过程也就是组织过程（organizing），通过成员的互动交流而赋予组织以意义。

相似地，建构主义的集体行动研究认为，从社会现实到社会行动之间，其转换需要一定的中介，即社会意义的建构。如兰德尔曼斯（Bert Klandermans）所指出的，是人们对于现实的解释，而非现实本身，引发了集体行动：“集体行动产生于所涉及的行动者的集体意识的重要转变”（2002：92）。而这种意义建构的一个重要层次即“在集体行动的一幕幕场景中发生的意识提升”（同上，96）。梅卢西（A. Melucci）更是把意义建构的过程安置于社会运动参与者所组成的群体之中，即在公共生活中浮现出来的“浸没的网络”，对于这些群体而言，一个中心任务就是要形成集体认同感（参见Mueller, 1994）。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致力于打破集体行动与组织的二分法，而“把组织现象看作是对行动领域——集体行动得以发生的领域——进行构建和再构建的过程”（费埃德博格，2005：3）。

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认为，集体行动所要建构的共意（consensus），与组织过程中的共享意义（shared meaning）建构在实质上是一致的。集体行动中所建构的共意，是集体行动的重要条件和基础，也是“组织”得以赋形的“文本”。为此，本研究主要探讨共意形成的问题：志愿者如何被动员参与、形成共意？集体行动如何构建共意和认同？在共意动员和形成过程中，哪些因素发挥了作用或负作用？在何种条件下作用？通过何种机制、途径作用？

在复旦大学“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小组”的“小小看媒体”活动中，集体行动与组织过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志愿者招募完成，并不意味着行动小组已经形成了具有共同意识的组织，而是随着集体行动的展开而不断建构组织的集体认同。为开展集体行动而实施的共意动员也为组织的建构提供了资源。同时，组织的建构过程又是影响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在“小小看媒体”行动中，组织建构的得失对于媒介素养教育行动的开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根据上述认识，结合行动小组的具体实践，本文认为，在共意建构过程中有三个环节至关重要：一是共意动员，二是网络支持，三是意识提升。现分述如下：

共意动员                                        

所谓共意动员，是指由社会运动组织进行的劝说性沟通，“社会行动者有意识地在一个总体人群的某个亚群中创造共意的努力”（克兰德尔曼斯，93）。为了组织便利，媒介素养行动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将当前的活动主要局限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包括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传播学等四个系的学生。而且，由于动员对象相对集中，组织者所采用的动员技术也比较简单。在媒介素养教育活动前期的志愿者招募过程中，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海报宣传，二是群体传播，三是人际沟通。

海报宣传。媒介素养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很难判断到底有多少同学有兴趣参加这一活动，也无法接触所有和他们目标一致的潜在个体，所以首先采用海报宣传，以扩大认知度和影响力。结果表明，这种宣传方式是部分志愿者报名参加行动的最初动机，如一个志愿者说：“我看到贴在教学楼的海报，我觉得设计得很卡通，而且内容也很醒目和突出，我就联系了上面的电话，后来就参加了这个活动。”[3]

群体传播。除了非人格化的海报宣传，媒介素养小组的领导者还以群体传播的方式进行动员。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的三位老师给学生所作的三场专题讲座，虽然是为培训而举办，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动员作用。有几个最初并无行动意向而只是把讲座当作一般知识积累的学生，受到讲座内容的吸引，决定加入行动小组。

人际传播。在共意动员过程中，人际传播渠道始终是一个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尤其是在“小小看媒体”行动中。行动的规模较小，这使得人际传播的范围局限性相对不太重要，而其动员效果却十分突出，不少志愿者都是通过行动小组的组织者动员参加的。具体情况在下一节“网络支持”中集中讨论。

通过共意动员而招募志愿者并开展有效行动，不仅仅与行动组织者的动员渠道有关，共意建构最终要通过动员对象的解释框架发挥作用，形成框架整合（Snow, Rochford, Worden & Benford, 1986）或共鸣。媒介素养教学活动的参与者们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进行专业学习，但并非局限于职业技巧培训，社会责任、专业理想也是许多新闻学院学生重要的共同话语。在新闻学院，虽然没有开设专门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许多学生对此也不甚了解，但是很多人对媒介的种类和性质、对受众的影响，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影响有一定的认知，这使得动员对象的既有认知框架与行动小组的动员框架没有矛盾，大部分参与者们都有这样一个共识：过度依赖媒介和信任媒介是不科学的，观众必须学会选择和利用媒介。

不过，一些广告专业的同学表达了他们对于动员框架的抵制态度。在广告专业的共同话语中，“销售”、“创意”更具有合法性，对于参与媒介素养行动的广告系同学来说，一方面需要学习包装产品，部分夸大产品的功效和性能，吸引顾客购买；另一方面，又要教导儿童理性看待各种广告信息，具备基本的鉴别能力。这造成了认知框架的矛盾，而为解决这一矛盾，有些学生选择了抵制媒介素养教育。如有广告专业的学生表示：“我不了解媒介素养，也不是很感兴趣，我关心的是踏上工作岗位后，如何产生良好的创意和卖出我包装的产品，做一个合格的广告人，所以我现在要好好学习广告方面的专业知识。”

显然，这样的学生并非活动的潜在参与者，而活动的组织者也没有采取相应策略，调整动员话语，以实现框架整合。其实，行动小组的负责人之一Ｂ同学即来自广告专业，他为自己的框架整合找到了搭桥的方式：“虽然自己是学习广告的，但首先是一个社会人，需要把广告的一些分类和技巧告诉青少年，让他们培养出对广告信息的鉴别能力。”但他并没有把这种框架搭桥方式运用到共意动员之中，这可能与日常网络的支持程度以及他个人的反思习惯与能力有关，这两个方面将在下文的“日常网络”和“意识提升”进一步探讨。

网络支持

社会网络是共意动员最基本的物质基础，行动通常是通过业已存在的社会网络而组织起来的，尤其是在运动的早期阶段（弗里德曼、麦克亚当，2002）。如果潜在行动者拒绝参与集体活动，可能面临失去这一纽带提供的全部收益，如友谊感情、社会荣誉、自我认同等等。这种由诸多群体构成的网络，散布于广大的空间之中，而且由于浸没于日常生活，所以也是无形的（参见Mueller, 1994）。复旦大学媒介素养行动小组的成员散布并不算广泛，但是从其相互关系和动员渠道来看，也能找到原先浸没的线索。比如，有些志愿者是同宿舍的室友，有些是基于其他组织中的关系：

 “我之前和A同学一起在校园媒体工作过，彼此之间也比较熟，也知道她一直在忙媒介素养教学活动，后来她对我说这个学期要在两个小学开展媒介素养教学活动，于是就被她拉来参加了。”

可以看出，A同学有着一定的人际网络基础，同时她也很善于在自己的人际网络中进行动员。通过对行动小组领导者的人际传播动员分析还可以发现，适当进行分层动员将更为有效：对于彼此比较熟悉的潜在参与者，可以更多地利用情感资源；而对于其他关系比较一般的潜在参与者来说，更多地说明活动的社会意义将更容易让他们觉得如果不参加，可能会造成损失自我认同感以及荣誉感的后果，以达到成功动员的目的。

社会运动的研究者对于日常网络的作用如此重视，这与运动本身的性质有关。一方面，运动参与往往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投入，甚至可能面临一定的风险；而另一方面，社会运动由于需要动员大量的社会力量，参与者中有大量的非专业的志愿者。志愿者常常怀抱热情参与，但热情消退也非常迅速，无法满足运动所需要的时间和金钱投入。面对这一困境，各种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大多会在既有的人际网络中寻找支持。既有网络能够为社会运动提供关键资源：集体认同感，而集体认同有助于维持运动的时间和金钱投入。

不过，日常网络也会给集体行动带来负面影响，因为集体行动的目的毕竟是要建立新的认同和意义，总会或多或少地与既有认同和意义产生冲突。也正因为如此，社会运动也被看作是“意义事业——即围绕意义生产的控制权而展开的斗争”（斯诺、本福特，2002: 155）。因此，在集体行动的共意建构中，“浸没网络”的支持和抵制总是如影相随的。组织者之一的B同学几乎没有在广告专业中进行动员、招募志愿者，一方面缘于他意识到媒介素养与广告专业的认知框架的差异，“他们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在无意识中他也感受到了群体的压力，不愿与原有群体形成公开冲突。

由是观之，共意的最终形成，还有赖于行动者进一步的意识提升。

意识提升

克兰德尔曼斯把意识提升定义为“作为参与集体行动的一个后果而发生的信仰的重构”，并特别强调它发生于“集体行动的一幕幕互动场景中”（2002：96）。这也是组织传播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在互动情境中，一个话语实体——组织——得以赋形。

在媒介素养行动小组的“小小看媒体”行动中，参与者的意识提升有一定程度地显现，为进一步形成共享意义奠定了基础。它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获得：一是授课现场的情绪感染；二是为授课而进行的反复讨论。

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帮助儿童树立健康的媒介观，学会批评性的接受媒介内容，并主动利用媒介为自己的发展服务。因此，授课现场小学生的积极反应和热情态度，无疑使志愿者深切地感受到了自身的价值。“做志愿者，我很快乐。我们组融洽配合的团队氛围，孩子们期待的眼神和兴奋的表情，都让我觉得我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想，我会坚持下去。”一个志愿者事后充满感情地表达了这种意识提升。

比起授课现场的热烈气氛，为准备授课而进行的讨论则艰苦、困难得多，但也更有利于意识提升。另一位志愿者的意识提升来源于行动过程中感受到的压力：“起初，实话说来，仅仅觉得教小朋友比较好玩，也不会很难，没有感受到一份责任，更没有感受到课题的艰巨。直到开始亲手操作了，一切问题才渐渐浮出水面，也感受到了一丝压力。”

正是这种意识提升，使得志愿者的集体认同感得到形成和转化。集体认同“是用于表明立场的一种速记标识:它是一组态度、承诺和行为规则；拥有这一认同感的人看来应该会赞同这一立场”（弗里德曼、麦克亚当，2002）。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看，集体认同感是社会运动主体不可或缺的一个特征，是社会动员的结果之一，是行动参与者基于共同的认识、态度、兴趣和目标等形成的一种群体内部的思想和情感认同。媒介素养行动小组的20多位成员奉献了自己的大量时间和精力，经过不断讨论，甚至和小组其他成员还发生过一定的争执，都源于共有的认识和目标。可以说，集体认同感是一种凝聚行动主体的机制和力量,这样一种无形的资源是社会运动用以吸引个体参与的有利条件,它为主体行动的一致性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基础,在社会运动的整个历程中都发挥重要的作用。

志愿主义：共意建构的悖论

在媒介素养行动小组的共意建构过程中，共意动员为招募对象建构了一个与既有解释框架相协调的话语系统；网络支持为进一步的共意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意识提升则促使行动者实现信仰重构、进而建构行动的组织。这一系列过程使得行动小组的集体行动得以顺利开展，并使小组本身成为一个有意义的集体（组织）。然而，在上述分析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集体行动和组织形成的障碍与困难，除了个人因素和具体原因以外，一个关键问题来自于志愿者本身。

媒介素养行动小组的“小小看媒体”行动，是一种有组织的志愿行动，与所有志愿者行动一样，具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非强制性，二是利他主义（奥斯本，1998）。非强制性是志愿行动的题中应有之义，也被认为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因为只有当个体具有充分选择的自由之时，社会才最少依赖强力和金钱作为组织社会的原则，成为一个有高度整合的社会。因此，志愿者组织也往往被视为第三域或第三部门之一种，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在许多国家，媒介素养教育运动都是在第三域发展壮大起来的，而且其主要目标也是为了公民的“解放”和“赋权”，使其成为积极的社会参与者（李月莲，2007；陆晔、郭中实，2007）。这表明，志愿主义与媒介素养教育运动的内在价值高度统一，在媒介素养教育行动中采用志愿原则符合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与精神。

不过，在一些媒介素养教育运动较有影响的国家，行动者主要是专业的基础教育工作者。中小学教师的优势是了解教育对象、谙熟教育方法，并能有效推动媒介素养教育的正规化。但是，他们自身往往缺乏媒介知识和素养，需要专门的培训。在我国目前情势下，对于媒介素养教育的关注和呼吁还主要来自从事媒介研究的学界和教育界，尚未在中小学教师中引起共鸣。因此，通过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开展媒介素养教育行动，是一种现实策略，具有实际的价值。事实上，在新闻传播专业学生中进行动员与组织，这本身也是一种媒介素养教育推广行动，参与者在行动过程中接受教育和自我学习，为其专业素养增加新的维度，并成为潜在的推广者。另外，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相关知识与能力，也为媒介素养教育行动提供了便利，使得培训工作相对简单。

然而，在“小小看媒体”行动中，以新闻传播专业学生为主体的志愿者行动也有弊端。首先，作为一种利他主义的志愿行动，志愿者需要较多的时间和情感投入。对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来说，最初推动其参与的认知框架和网络支持，又具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当那些带有功利目的参与行动的志愿者感觉到投入与收益的反差太大时，会减少参与，甚至退出。其次，由于是非强制性行为，志愿者的参与程度和责任感存在较大差异，使得沟通、协调工作尤其困难。再次，即使是自愿组织，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正式组织架构，以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支持可以是象征性的，通过参与解释、协商共享意义，帮助行动者迅速获得集体认同。同时，支持也可以是物质的、有形的。这些支持在媒介素养行动小组当中也有所体现，但还不是很丰富、全面。这与组织者的经验能力有关，与参与者的投入程度有关，更与行动小组本身的组织有关。小组形成时间不长，合作和管理模式都在摸索过程中，远没有形成能够提供社会支持的组织机制。要走出这一悖论，还需要更多地动员、组织与行动。

 

总而言之，复旦大学媒介素养行动小组的“小小看媒体”活动可以视为处于萌芽阶段的中国媒介素养教育运动的一次“小小”尝试。针对这一过程的观察与研究，对其成败得失的总结，对于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推广和发展应当有所启迪。但是，正像媒介素养教育行动本身需要继续推动、完善一样，有关媒介素养教育行动的研究也需要更多地投入与创新，本研究仅仅只是万里长征的一小步，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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